Democracy??


Important to have an appropriate system for different scenarios. Majority isn’t always right, but so is the one person objection rule.


10月12日,學聯岑敖暉副秘書長在商台《政好星期天》節目談到,關於撤離佔領地區的動議,只要有任何一個「朋友」(佔領運動領導者)反對,就被否決。此說佐證網上流傳「阿娟」和「阿華」等的描述:撤離的動議曾在學聯與學民思潮「十人領導小組」數次投票表決,都是多數人贊成,兩人反對,而遭否決(見「阿娟的佔中日記」及「民主真兄弟」網誌)。

少有人懷疑這些佔領者是爭取民主,但也少有人認同這種「一票否決」是踐行民主。其實,一票否決比傳統專制更保守更僵化。

傳統專制集權於少數人或一個人,例如蘇聯曾集權與勃列日涅夫等人,中國曾集權於毛澤東一人。「集權於人」雖然僵化,但集權者還可能審時度勢,調整政策,改變方向,例如毛澤東主導與「帝國主義頭子」美國結成準同盟,共同對付昔日的「社會主義老大哥」蘇聯;又如勃列日涅夫晚年往塔什干發表傳遞善意的演說,啟動了中蘇和解的進程。

與「集權於人」相對,「一票否決」集權於一個既定決策,即維持現狀。一票否決看似尋求共識,號稱完美民主,實為固定現狀,屬於極端保守。如果實施一票否決,蘇聯就不會在與中國交惡互罵、流血衝突、瀕臨核戰之後,又重修於好;中國就不會在三年饑荒後出現三年調整,更不會有後來的粉碎四人幫、終止文革和30餘年的改革開放。

一票否決因其極端僵化而成為人群組織體內的沙士或愛滋病毒,殺己害人,為禍社會。早在1989年,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就曾不無自豪地宣布,在撤出廣場的問題上一票否決,多數服從少數;後來京城坦克上街,平民死傷,改革倒退,國際制裁,廣場上的一票否決是一個重要的技術原因和制度原因。今天的香港的佔領者,不應重複過去的錯誤。

要爭取民主,必須學習民主、研究民主、理解民主、踐行民主。以民主為宗旨的團體組織,在其集體決策中,應擯棄一票否決、個人專斷或少數專權等專制程式,也應避免多數票決、批准制等亞民主程序;要盡快學會和實行已知最為民主的「多訊記分」的投票制度。這意味着,首先明列所有可能選項,例如:

.全面無條件立即撤出;

.部分無條件立即撤出;

.全面有條件延後撤出…,等等,以及,

.全面無限期繼續佔領。

在深入研究辯論後,由投票者給每個選項打分,實施其中平均標尺分最高者(詳見《選舉的困境》及筆者2013年以來《信報》文章)。

若反其道而行,不知民主而爭取民主,用反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,爭得的只能是民主旗下的專制,甚至比明目張膽的專制更具欺騙性。

四分之一世紀前,京城廣場佔領者的反民主投票促成了民主運動的失敗,其災難性影響至今籠罩香港和全中國;四分之一世紀後,香港的大中小各類學校教育中,仍然欠缺民主投票的理論介紹和技術練習,以致香港的街道佔領者們,還在重複前一輩的錯誤。

無論佔領運動如何落幕,學術界與教育界都應痛定思痛,亡羊補牢,補上民主科普的空缺。用反民主爭取民主的悲劇,不幸「一而再」,豈可「再而三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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